加强高校学风建设重在落实
——访教育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吴常信院士
《中国高校科技》记者 薛 娇 陈礼达
“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提了多年,规章制度也制定了不少,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抓好落实。”教育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常信长期关注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他认为,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工作意义重大,当务之急是要把教育、治理、监督和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为顺利实施“2011计划”,提升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创造良好的条件。
加强学风建设,要坚持教育和治理相结合
记者:早在2009年,第六届教育部科技委刚成立就专门设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由您担任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多年来,您对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有很多思考。从宏观角度来讲,您认为新时期科研诚信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当前高校学风建设的着眼点何在?
吴常信:科研诚信工作确实十分重要,高校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尤其如此。因为高校承载着教书育人的特殊使命,高校的科研诚信工作不仅关系到高校能不能快出成果、出好成果,还关系到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一高等教育的本质问题。所以社会对高校的科研诚信工作的期望很高,高校在科研诚信方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在社会诚信中起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高校学术不端、科研失信会造成极为不良的国内外影响。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各界都对高校科研诚信、学风建设工作相当重视。
政府各相关部门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学风建设,随着近年来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对这项工作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十二五”期间,教育部决定在高校开展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而且早在10年前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关于学风建设的文件。国家一些相关部门、机构也都对学风建设、科研诚信工作高度重视。比如,科技部于2006年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并在次年与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6个部门,共同建立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现联席会议单位已增至10个部门和单位。2009年,10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由此可见,加强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工作的“意见”、“建议”、“办法”,已经不少了,关键是要如何把它们都落到实处。
记者:如何把学风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学风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重点抓了哪些工作?
吴常信:搞好学风建设,应坚持教育和治理相结合,需要从教育部、高校、教师、学生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共同努力。对于教育部来讲,成立由社会科学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组成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很及时,也很必要。我担任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也深感责任重大。近几年来,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织了不少活动,加强了对高校学风建设工作的指导。
比如,经常组织学风建设工作做得好的教师和团队到高校去介绍经验,让广大师生明白什么是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知道如何遵守学术规范,清楚哪些是学术不端行为。我个人认为,做好学风建设的教育、普及和宣传很重要,这是抓好落实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了解,谈何落实!
去年,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印了《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一书。这个学术规范的特点是操作性强、通俗易懂、便于携带和交流。手册编印后,我们在一些高校中举行了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委员们已在本校和其他高校组织了20多场报告会。从反馈的情况看,宣讲的效果是好的。
记者:学风建设需要教育和治理相结合。在教育层面科技委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对于治理学术不端行为,有何良方?
吴常信:科研失信大致可分为学术不端、学风不正、学术失范等几种。要有效地治理学术不端行为,首先要弄清这种行为的成因。对无意的或不知情所造成的失误要重在宣传教育,提高其业务水平;对明知故犯的,则要采取教育加惩罚的方法。
教育部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指出,高等学校对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但具体惩处措施,由各高校自行制定,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管理条例。比如,对于考试作弊这个问题,有的学校直接开除,而有的是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或第三次时才开除。
我个人认为,治理和惩处不端行为,对于学风建设工作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只有奖惩得当,才能激励科研工作,促进科技进步。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不端行为,我们一定要下大力度治理。比如,井冈山大学两名教师几年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70余篇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就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已经给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情节严重的不端行为,严格的惩处是必须的。如果轻描淡写,放任自流,不仅会影响高校的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容忍和迁就会加快高校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风气的滋长和蔓延。
加强学风建设,各方面要合理分工、各司其责
记者:学风建设需要上上下下多方面共同努力,对于各大高校,以及广大教师和学生,有哪些需要落实的?
吴常信:对于高校,除了“自律”以外,还要从“他律”的角度,做好监督和制度建设工作。学校主要领导要对学风建设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教育宣传、制度建设、不端行为查处等完整的工作体系。要敢于揭发学术不端行为。比如,2002年SARS病毒刚发生时,之所以会造成公众恐慌,主要是因为刚开始时对疫情隐瞒不报,老百姓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越是这样越容易引起猜疑、谣言;后来,每天都通过各大媒体对疫情作公开、详细的报道,教大家如何预防、如何克服,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终于稳定了局面,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也一样,高校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对于社会上已经揭露出来的、情节较为严重的、有损公众利益的不端行为,要把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对公众有所交代,不可不了了之。合理的制度、有效的监督是加强学风建设的重要保障。首先,要有合理、健全的规章制度。具体的细则可由各单位自行研究制定,要对不端行为的处理有明确的说明,做到奖惩并举,这就使得想要犯有不端行为的人会在心理上有所畏惧。这种制度约束甚至可以上升到更高一层上的法律界定。当前,我国在法律上还没有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规定。比如,A说B的文章内容或思路是抄袭或剽窃别人的,B要告A诬蔑、诽谤,想要诉诸法律去起诉A。但现行法律制度上还没有这个规定,最终无法判定双方的法律责任。所以,也期待着相关的法律条文能够逐渐完善起来,以便对人们的不端行为有更进一步的法律约束。其次,要做好有效的监督工作。除了学校的监管外,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和作用也许会更为强大。新闻媒体把某学术不端行为揭露出来,置之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借助社会舆论的作用,让想要犯错的人有一分心理恐惧:若一旦有不端行为发生,揭发出来后其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扫地,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于教师,除了努力提高自身素养,加强道德自律外,可以考虑在外界的制度建设上对其施加影响,把科研诚信纳入高校教师年度考核中,建立科研诚信档案。教师科研诚信档案的设立,对教师科研活动中的不良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以更进一步增强其科研自律性。比如,学生发表文章,署上导师的名字,那么导师就对文中的抄袭、剽窃等不端或不规范行为,负有相应的责任。如果导师把关不严,文章中出现了抄袭和剽窃现象,就会影响导师的科研诚信,并记入个人科研诚信档案中。教师科研诚信档案中有不良记录的,可以规定一定时期内,比如三年内不允许申报科研项目或参加奖励评审。这样,教师自然就会对学生的论文仔细审阅,严把质量关,指出其中的不端之处,指导学生应如何改正,符合学术规范要求。这种言传身教,会使培养出的学生具备优良的学术道德和品格。当然,教师科研诚信档案的建设不能流于形式,要避免走过场。科研诚信档案要真正发挥作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建立配套、完善的规章制度。比如,对于教师的由于不知晓某项学术不规范行为,而犯下的过错记入诚信档案中,但经过一段时间,如三年,他再没有过科研不诚信的记录,并且学术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的,是否可以考虑抹掉之前的不良记录。这需要各高校对科研诚信档案的具体实施细则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
对于学生,主要是从提高其自律性的角度考虑,对他们进行科研诚信教育。如果说我们对优良的学风建设、规范的学术行为等能够进行及时宣传与教育,进行正面引导,那么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就会让学生觉得不应该有不端行为的事情发生。一些高校已开设了专门的科研诚信课程,有的作为选修课、有的为必修课,有专门的教材,并设有学分。像北京大学已经开设了很多年,包括中国农大也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个人认为,开设科研诚信课程很有必要,但一定要有实效。如果只是拿一本教材在课堂上单纯地讲授,教师所讲内容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仅是在应试教育中加了一门课,那就与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相违背了。
加强学风建设,同时要改革利益导向和评价体系
记者: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预防不端行为的产生?
吴常信: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内部因素主要是受个人道德素质的影响,上面所讲的“他律”和“自律”都是要增强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避免不端行为的发生。外部因素主要是受利益驱动的影响,这主要与当前的科研导向有关。比如对科研项目的申请、科研成果的评价,使得更多的教师忙于跑经费、搞项目、成果鉴定、报奖;再比如,在对教师绩效考评中,过分强调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发表级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现象的产生。因此,健全学术规范,改变不合理的利益导向和评价制度迫在眉睫。
记者:当今社会,利益驱动的影响确实很大,“象牙塔”中的教师也难免其俗。如何评价学术不端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
吴常信:利益趋动影响很大,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我举个前些年轰动一时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的例子。2004年2月他在Science发表论文,称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再次在Science发表用患者体细胞克隆成胚胎干细胞;2005年6月被授予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同年10月韩国总统卢武铉出席其国家研究中心启动仪式。事后,他的合作者韩国Mizmedi医院理事长、生殖学专家卢圣一揭发黄研究组培育成的11个胚胎干细胞系中有9个是伪造的,即干细胞与提供体细胞的患者基因不吻合。经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调查,造假属实。此事件无论在韩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民众认为是国家蒙受了耻辱;国际上对韩国的科研成果表示怀疑。对其处理结果是:取消一切荣誉称号,审查并追回科研经费;由于非法获取卵细胞和财务上的问题,2009年宣布判两年徒刑,缓期执行。
为什么要造假?据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MBC)采访分析,首先就是利益驱动,干细胞研究会给成功者带来巨大的荣誉和利益;其次是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急于取得国际认可的浮躁心态;再次,政府对生命科学的支持缺乏理性的分析和论证;最后,韩国的科研管理漏洞百出,对黄禹锡项目盲目地过度支持,当时高达3000万美元。
这件事应该给我们以最大的警醒与借鉴。国内科学家要以此为鉴,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切不可急功近利,否则就是身败名裂,对国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韩国对此事的处理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对学术造假问题取证快、落实快、处理快(不包括法律判决)。我们对重大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也可以此为参考。
记者:受利益驱动的外部因素影响,主要和现在的科研评价制度有一定关系,那么,当前科研评价体制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呢?
吴常信:改革科研评价体制是当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目前各高校对评教授、副教授都有严格的硬性指标和要求,像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等,这种只重论文数量而不重教学质量的评价和考核标准,难免会导致急功近利现象的产生,是需要加以完善的。此外,科研评价中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很多学校考评以SCI影响因子为依据,但由于受学科性质和发展的影响,不同学科的SCI影响因子差别较大,这样不分学科地、以“一刀切”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势必会造成不公平。又如,对于技术研究方面的考核标准,像对搞农学研究的人,也要求要在某某期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才可评上教授,这还不如让他多推广几项农业技术、多培育几个新品种来得更实际些。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需要静心研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短期的考核评价模式是不会出重大成果的。
最近教育部在部署启动“2011计划”时提出,必须改变单纯以项目、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要以注重原始创新质量,注重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贡献度来评价科学研究。要把科研工作者的精力聚焦到“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科研目标上来,鼓励教师潜心研究,去追求解决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重大问题。这确实是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改善和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工作的治本之道。
当前,首要的工作还是要把学风建设的各项意见、建议落到实处。要继续组织宣讲教育活动,做好学术规范指南的再版工作。再版主要是增加以前宣讲活动中听众提出的问题、新近出现的一些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例子,以及对学术不端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分析等内容。另外,我们还会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培训。
还有一项工作,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必要考虑做的:把我们国家关于科研的学术规范、国家科研诚信建设的组织机构和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范例,翻译成英文等文字给外国人看,这有利于国际交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也是很重视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