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4日下午，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3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6000名研究生新生参加报告会。

年近90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哲敏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先生作宣讲报告。 

郑哲敏院士简介：

中国现代力学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国际力学界享有盛誉。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美国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与合作者提出的流体弹塑性理论，建立了穿破甲的动力学模型和相似律，奠定了爆炸加工、水下爆炸筑堤等工程技术科学基础，在国防安全与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郑哲敏院士： 学知识、练本领、做诚实人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活动。在座的各位同学是北京市新一届研究生相聚在这里，我首先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因为成为研究生是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节点，你们将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新的人生道路，当然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道德和诚信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切中时弊的问题。把这些严肃的问题郑重地、及时地摆在大家面前，引起新入学研究生们的注意和警惕，确实有必要。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道德和科学诚信，我认为是重要的，但是我也多年没有研究。所以今天发言我也有点为难，所以我主要就自己的经历谈一些体会。　

我以一种非常谦虚的精神给大家作报告。我记得有一年，回母校跟几位教授谈话时，有一位教授就说了，说不定我的班上就有哪位同学未来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所以今天我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来作这个报告的。　

我的报告题目是《学知识、练本领，做诚实人》，我想用这几句话概括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主要讲三个方面，一是我的经历，二是困难和进步，三是几点希望。我的经历，我出生在1924年，离现在89年了，那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遭到耻辱，外敌入侵、内战频繁、经济凋零，人民生活在困难中的时代。我经历了在山东济南的五三惨案，趴在床底下躲避日军的炮火和在街上被日军哨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追逐的经历，使四岁的我过早品尝到，国家落后，受人欺凌滋味和残酷的现实。鸦片战争，马关条约，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北伐战争，五四运动，九一八，一二八，一桩桩一件件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灵魂。我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唱着救亡歌曲长大的。富国强民一直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那个时候，只要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往往是会落泪的，我们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这就是儿童少年教育在我们身上种下的，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东西，是躲也躲不开的，否则会受到本人良心的谴责。你们大多数都是90后，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成长的环境和我们那个时代迥然不同，但面临的却是比我们那时代更严峻的挑战，因此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1947年我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受钱伟长先生的影响，我选择应用力学作为专业方向。1948年在国际扶轮社奖学金的支持下，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2年获博士学位，主修应用力学，副修应用数学，博士生导师是钱学森先生。毕业后受美国移民局以非法居留，驱逐出境，离境有违美国国家利益等非难我，将我扣留至1954年秋。1955年春回到国内，分配到科学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工作，旋即转入新成立的力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　

力学所的建所思想是以钱学森为主，同郭永怀、钱伟长共同制订的，继承了上世纪初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形成的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钱学森在1948将这个学派的思想和实践系统化，提出了技术科学，并且把技术科学领域扩展到应用力学之外。概括地说，技术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那些对开辟或推动新的工程技术领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基本科学问题。他在论述中将二战时期的航空航天和核工业作为基于科学的新型产业的典型例子。　

在力学所工作，几十年来在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和作为组长、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长的科研管理工作中，一直努力遵循这个方向。它既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学科理论上有所创新，也使我能帮助有关方面解决实际面临的一些难题。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多次得到奖励。去年又因爆炸力学方面的研究我被授予国家科技最高奖。这个奖的份量很重，一方面我感到十分光荣，另一方面又十分不安，深恐名实不符。　

在人的一生中，或老师、或同事、或其他人的片言只语往往可以影响你的一生。譬如我的老师钱学森说过，那时候我当研究生，他说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考虑，来观察。这句看来很平常的话，却对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句话帮助我一方面清醒评价自己的工作，不要被一点点成果冲昏头脑，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不断地从更大的视野中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我的老师还说过，当你决定从事某项研究前，先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要超过他。否则不如不做；一定要做“出汗”的工作，不要做那些“华而不实”的工作；只要国家需要，就要努力去完成。这些话对我的一生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影响着我的一生。　

从事任何重大项目的研究，或大或小必然会有个人的牺牲，也必然有风险。钱学森在纪念郭永怀烈士牺牲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藏身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在今天这样一个隆重的会议上，我愿意把我的老师说的这些话转赠给在座的同学们。这是我的简单的经历。　

二、困难使人进步。不论生活或工作，一生都会必须克服一些难过。在这里我介绍两条对我一生有影响的。挫折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　

1937年7月初，祖父母相继去世，我随父母赶回老家宁波奔丧。日本全面侵略我国的战争爆发，我留在农村老家半年，整天玩荒废了学业。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贪玩，爱搞一些恶作剧。1938年初奉父亲之召，到成都上学，当插班生，出现了功课跟不上的问题，语言不通。不久父亲发现我夜间睡觉不安，时常在梦中哭，然后我就整天闹头痛，于是让我修学半年。没想到这半年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看病，我父亲带着我一方面看病，散步，晨练，我们那时候去了都江堰，带我旅游，另外父亲让我读曾国藩家训，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确实认真地读了，这为我今后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立下了自我遵循的规矩，使我终身受用。生活有些原则、有些底线我们是不能逾越的。　

第二，我学会了自学。因为我父亲是小学毕业，所以学习要靠自己。这首先是从学习英语开始的，好在我在小学的时候学会了用字典，我会查生字，会拼音，会认字，因此从这里开始学简单的英语单词，学习英语。这对我后来的英语学习很有帮助，当我回到学校重新念书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远远比班上其他同学强很多。一次逛旧书摊时，发现一本原版的欧几里德平面几何教材，把它买了回来，一边学英语一边学几何。这对我的帮助极大，平面几何的逻辑非常严谨，开始非常困难，由于自己坚持，开始理解了平面几何严格逻辑的美妙，很欣赏它的公理，公设，定理，证明体系，从这里感受到了数学之美。我的自学不久又延伸到初等物理。读到惯性体系和相对运动时，我琢磨在航行中一艘大船上打篮球将是怎样一种感觉。我还想过如果有个微型飞机从天平的一端飞过，天平将会如何反应。我非常珍惜这一段自学的经历，它使我增强了学习能力和学习的信心，也引导我顺利走上学习理工的道路。　

第二件事情，我初中毕业，转学到位于当时金堂县的郊区铭贤中学高中部。一次英语课上，外籍老师在黑板上并排写了sing和thing两个字，把我叫起来反复地朗读，然后直摇头。对此我感到十分意外，明明是对的，为什么不对了呢？想来想去觉得问题也许出在s上，于是试探着把舌尖放在不同的位置，仔细地听所发出的声音。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原来我过去是把舌尖顶在牙齿的侧面而且漏风，使得我的s很像thing。这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是“大舌头”，长到十五六岁却居然没人向我指出过。这个问题可大了，所以下决心纠正。原因虽然找到了，但是把每一个早已形成固定读法的大量含s的中文字，英文字和日常讲话，一个一个地重新学习直至形成新的习惯读法，确实很费劲，为此我利用所有课余时间，包括走路的时间进行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大约半年多的时间，我解决了我的“大舌头”问题，不过付出的代价不小。当时如果有人注意到我走路时口中不断念念有词的样子，一定会认为此人发疯了。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场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体会到了凡事必须坚持才能做到最好。这次经历也锻炼了我正确使用发音器官的能力，对掌握外语发音有很大的帮助。　

我说的这两件事都是小事，但是我想大家在研究生阶段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一定要坚持，付出代价一定会有收获。　

三、几点希望。　

作为一个有过研究生经历的人，我应当再说几句话。但我跟你们相隔的代沟是好几个，你们是90年代的人，我是20年代的人，差了70年，所以能说什么呢？我就很主观地说一些。　

我想你们现在一定正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而且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以实现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将有三至五或六年的时间度过你们的研究生生涯，这也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年代，在这段时间里，希望你们能够集中精力学习知识、增长本领，成为我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新一代的接班人。我们国家需要的是第一流的创新人才，第一流的成果和第一流的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队伍和机构。所以说，除了你们各自的梦，你们还肩负着一个更大的梦，一份几代中国科学家为之努力而尚待完成的任务，这是你们身上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需要一批胸怀宽广，有战略眼光，有领导能力的领军人物。这些人也会在你们中间产生。因此我真诚希望你们在研究生期间，要努力学知识，学本领，学做人。　

第二、我希望大家努力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不论从事哪类科学研究，兴趣都是基本的动力，它使人充满热情地投入工作，以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样才有可能出一流的成果。爱因斯坦曾以情人热恋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所谓探索真理是不能预设框框的，有一句话叫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里面包含科学研究要有自主性，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盲从。我相信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些道理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第三、科学道德规范有许多版本，有的还非常具体细致，不过基本的精神是相同的，认真地研读一下非常有必要。今天我想说的是，科学道德规范是科学共同体所普遍遵守的，目的是保证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其实它也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诚实，诚信，要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是相通的。一个诚实的人是不会伪造数据或认可未经检验的数据且拿去发表的，他不会编造什么虚假理论去骗人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像保护命根子那样去保证诚实。　

第四、我们现在处于信息社会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有许许多多的途径进行学术交流。在这里我想提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是面对面的交流，这是其他交流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对方的一举一动、某个表情、某几句交谈往往会意想不到地启发你一连串的联想，或引起你对某些问题的高度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的脑子好似高速行进中的列车，甚至听到列车发出的声响，这种感觉是很美好的，也是创新和发现的源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各种交流之外要重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花时间听我的发言！　 

张海鹏教授简介：

张海鹏教授是历史学界的著名学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台湾史稿（两卷）》等，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同学们，老师们，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在这里举办首都大学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大会，今天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出席并演讲，我很高兴。刚才听了郑教授的报告，我也很感动，也受到很多启发。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需要引起整个学术界、科学界重视，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1942年在延安，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他认为学风就是作风，他把整顿党的学风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他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整整70年前说过的话，其实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十八大党中央，一开始就做出了整顿作风的八项规定，这些规定，正在全党全国雷厉风行展开。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也正在全党展开。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成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基本内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也很严重。整顿学风不仅对学术界、教育界有很重要的意义，其实，它是对人才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全过程都是有重要意义。　

我以为我们社会上存在着一种金钱至上的问题，因为金钱至上，所以义利之辩就不讲了，不讲义利之辩，诚信缺失的问题就出现了。诚信缺失，各种造假就出现了。社会处在急躁、焦虑之中。这一切都是金钱至上在作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表文章，急于拿到学位，急于出版著作，急于评上职称，急于拿到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抄袭出来的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网上还可以查到替人代写论文的，这些现象都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不以为怪，恰恰证明问题是严重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怎么在学习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学风问题。我建议各位抽出时间去读一下1942年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这方面，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我今天从读书人学风与治学的角度，讲讲学风问题。所谓学风，我想，它指的是学者对治学的态度与方法，所以学风与治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研究员，在这里摸爬滚打近五十年。我在这里要借重几位我熟悉的前辈学者，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说法，介绍他们在学风与治学方面的优秀品格。　

一、 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　

科学是求真求实的学问，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哪怕一点点成绩，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由于学科特点不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成才的年龄一般要晚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立下远大的抱负，要立志在学术上攀登高峰，取得大的成绩，成为某一个领域的学术大师。为了这个目的，要脚踏实地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要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迷惑。　

在这方面，范文澜先生和罗尔纲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我听说，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时，领导机关决定郭沫若任院长，请范文澜出任副院长，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搭配。但范文澜坚辞副院长之任，只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担任所长以后，又请刘大年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埋头写书。虽然，因为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太多，又加上“文革”，范文澜所长未能在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任务，但他那种心无旁鹜，专注于学术研究的精神是一贯的。　

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在近代史所里讲话，告诫新进所的年轻人，要埋头学问，不要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到近代史所来。他说，近代史所不过一百来人，所长只相当于部队的连长。连长是一个很小的官，要当官何必来当连长呢。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吴老玉章、范老文澜、吕老振羽，以及吴晗先生去武汉出席会议，并且作学术报告。范老告诫年轻朋友，要想做好学问，就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这种话，在解放前是有人讲的。现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是1961年。这说明，做学问就不能追逐富贵，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或者像从前一样，人人都卷进政治运动中去，或者像现在一样，人人都卷进市场中去，做学问偶一为之，蜻蜓点水，是出不了大学问家的。　

罗尔纲先生也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初，罗先生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1954年南京市政府正式任命罗尔纲为馆长时，罗先生坚辞不就，宁愿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到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后来，他担任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遇到活动，却很不能适应，以至不再参加政协的活动。但对于学术研究，却始终追求，终身不悔。正是有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　

二、在学术殿堂上，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才能深入堂奥，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这是范文澜的话。许多人写的文章都引用这句话，其实这不是范文澜的原话，而是有人借范文澜的话编写的警句。这样的警句，没有反映范老原话的精神。范文澜在近代史所提倡的是，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这叫做“二冷精神”。这样的话，他在北大也给同学和老师讲过，刊登在北大学报上。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是一种借喻，借喻古时庙堂上的祭祀活动。好比孔庙，大成殿正中供奉着孔子，两边是孔子的弟子和孟子等，再下边是两庑，历代儒家名人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朱熹等人在这里配享。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成就高了，将来入了先贤庙，可以接受后人的供奉，也只能吃冷猪头肉。这里指的是身前不图名，图的是身后名。这是说，仅仅为了追求出人头地，为了追求捧场效应，怕是做不了很高的学问的。我们今天不一定简单地理解身后名，不一定简单地理解藏之名山，而是要提倡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我们要借用坐冷板凳的意思，安下心来读书做学问。　

各位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后备军，在你们进入大学、研究所攻读学位的时候，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要有守住清贫的心理准备。我们要在坐冷板凳中追求历史的真知，要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只有在坐冷板凳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才可能在学术上做出贡献。　

各位也可能将来从政。从政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即使从政，也要从读书中积累起文化学术的底蕴，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样才可能做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用的好官，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好官甚至大官，至少不是一个贪官，至少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坏官。　

三、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　

这些话是罗尔纲先生的意思。罗尔纲先生是近代史所一级研究员，1997年辞世时已经97岁高龄。他是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终生乐此不疲。他做学问，宏博淹通，基础极为雄厚。他不仅专攻太平天国史，著作等身，而且对晚清史、晚清兵制史做了认真研究，这方面也是著作等身；他还长于金石之学、书法之学，甚至还发表了研究小说《水浒传》的专著。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本所刊物《近代史研究》特发表他的一组书信，以为纪念。我在这里介绍他在书信中培植、鼓励青年从事学术研究说过的一些话，供各位参考。　

罗先生在回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他举英国人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本是英国驻中国的一名外交官，他抓住中国科技史这个题目，下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夫，终于成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名著。　

罗尔纲告诉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要“提倡一点我国治学朴质的作风，反对主观臆断、夸夸其谈的风气。”罗先生做学问，从来是言必有据，没有材料，或者根据不足，就不说话，或不说满话。在研究历史问题，广泛收罗史料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精神，不弄清问题，决不罢手。他为了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首，注了40年，一本书多次修订再版。他的最后一本巨著《太平天国史》四册150万字，1991年出版，距离第一次出版已经二十多年，总是不断补充修改，直到最后完成。一旦发现新的材料，必定从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研究，知错则改，决不留情。　

以上所引罗先生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非常切中时弊，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今天有些青年朋友，耐不住寂寞，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夸夸其谈，追名逐利，不惜急功近效，不知道这正是障碍了自己的进步，阻挡了自己通向更高成就的通道。我劝各位青年朋友谨之慎之，在为学之道上，切不可急功近效，追求眼前利益、短期效应。罗先生说要花四十年读书，四十年写作，这一点，罗尔纲先生自己做到了。今天的时代在飞速运转，读了四十年书以后再来写作，一般是难以做到的。但罗先生要求认真读书，认真写作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四、在百家争鸣中提倡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　

罗尔纲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非常谦虚谨慎，不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立即改正。一次一个青年朋友写文章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错误，罗先生认真审视自己的文章，发现的确是自己弄错了，马上写文章更正。他把文章寄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并附上一封信，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他在信中说：“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特别是那些自封为专家、权威之流，如有人提出正确意见，或考出真伪时，竟强辩不休。此种情况，于昔为烈，于今不绝”。罗先生建议编辑部在他的文章前加一段按语，指出他的错误，以便批评有的放矢。他强调说：“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　

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辈子都是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只要有人指出他文章中的错误，他立即写信感谢，并且写文章公开改正。这种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今天值得大大提倡。在今天的学术界，那种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的例子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实践证明，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好办法，运用得益，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意气用事，就可能走偏方向。为了避免走偏方向，就要提倡学术大公，为学术大公而攻错，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意气用事，就太小家子气了。　

五、关于百家争鸣，还要说一句，学问上的争鸣，是学问之争，不是感想之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感情之争。　

历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成就的，的确曾经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最有名的例子，是郭沫若郭老和范文澜范老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郭老和范老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是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范老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郭老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　

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争鸣，也有令人注目的例子。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著名文章，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斯大林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格局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这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民族。范老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汉民族的形成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实在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论述符合欧洲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范老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论文，论述自己的主张。范老的意见，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常识。但是，当时面对斯大林那样的大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范老敢于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争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勇敢。当时，有的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背离了斯大林学说，范老却始终不悔。范老的文章发表，引起了历史学领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学术争鸣，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但这种争鸣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意气用事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范文澜在1956年发表关于百家争鸣与史学的意见，他说，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他还说：“谁能对大的或较小的问题长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这就是说，想在学术上一鸣，并不是什么容易事。”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像范老批评的那样，那只能叫做“潦岁蛙鸣”，那种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要有与人为善的心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表学术争鸣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发表学术批评，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　

1961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反对放空炮》一篇短文。范文澜的文章是针对学术界的说大话的空疏学风的。1958年“史学革命”以后，报刊上发表一些批判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戴帽子打棍子，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等口号，提出“以论代史”等错误主张，违反扎实踏实实事求是的作风。范老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批评了历史研究中放空炮说空话的现象。这篇短文发表后影响很大，有人有意见，甚至告到党中央，直至“文革”中还有纠缠，只是因为范老德高望重，才没有成为问题。从另一个意义说，反对放空炮，也是对百家争鸣的一种主张。　

今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与党员干部谈作风、学风、文风》一书，收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谈作风、学风的文章，也收入了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这篇文章。　

这里我讲一点个人的经验。胡绳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1997年，他的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书出了以后，他要我写一篇书评。我在书评中充分肯定了修订版的贡献，充分肯定了胡绳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非凡能力，但也指出了修订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仅指出原书中的错字未能改正，也根据我的研究指出了一些重要史实的错误。胡绳先生这时候已经80岁了，身体不大好，未能改正书中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我作为书评者，不指出书中的错误也是不对的。这篇书评，我送给胡绳先生过目，他只改了一两个字，同意发表。他还给我写信，要我提供有关史实的资料，供他参考。这篇书评在光明日报发表时，编辑把批评的话全部删去。我很不满意，又将书评送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这个刊物同意发表，编辑给我打电话，也提出了是否把批评的话删去一些，我告诉他们，如果删去，就不必发表，刊物才全文发表。　

再举一例，刘大年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刘大年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领导人，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刘大年发表了关于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文，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的青年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一位青年学者引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三论”作支撑来批评刘大年。刘大年先生在答辩中，用非常专业的语言说明了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说明非常专业，批评他的人难以措辞。　

刘大年先生是学经学出身的人，没有学过自然科学。但他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1947年在华北解放区负责组建北方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网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学术秘书处秘书、编译局副局长，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他为了在文章中写出自然科学发展的话，给科学院的好几位科学家打了电话，征询意见。所以他的回答，是不外行的。　

六、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科学家必须是最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的行为。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术成果的发布就是向全世界公布，是要接受全世界的检验的，就要准备接受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学术成果要对学术界负责，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因此学术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我们要对学术成果的发布抱着敬畏的心情，抱着敬慎敬惧的态度，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学风建设是第一位的。学术研究本身是一种创造，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粗制乱造固然是对学术的大不敬，抄袭、剽窃，更是学者莫大的耻辱。我们看看中国和世界，哪一个抄袭和剽窃的人，能够侥幸不被揭露呢？不是声名俱裂呢！？有多少大学校长因论文剽窃被免职，国外有的总统因剽窃弄得声名狼藉。前不久台湾的所谓国防部长上台才几天，就因剽窃成为最短命的国防部长。　

做学者，要想安身立命，一定要严禁学术剽窃；做官员，一定要己身正，如果有剽窃，在官位上一定呆不长。做商人，一定要诚实经商，多占不义之财，也是一种剽窃。　

今天各位写论文，可以从网络上搜集资料，这是信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的进步。我要提醒各位，网络上的资料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必须要花时间、花功夫去查证原始资料，求得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只有资料准确，你的研究结论才可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另外，从网络上剪贴，很可能出现抄袭。如果不是故意抄袭，也可能产生抄袭的结果。各位千万要注意，学术研究不是建立在抄袭别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研究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读书，要靠自己坐冷板凳，要靠自己冥思苦索，当然也要靠求师问道，与朋友探讨，靠社会实践。抄袭、剽窃，是懒汉，是懦夫，是无能。总之，想踏入科学之门，想在学术上求得进步，就要远离抄袭，杜绝剽窃。　

各位同学！你们今天攻读学位，是很幸福的。历史向你们敞开，国家向你们敞开，世界向你们敞开。各位风华正茂，正是在进取的时期，我劝各位从一开始就注重个人的学风建设，持之以恒，未来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大师将从你们当中产生。我在这里预祝你们的成功！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你们！

杜祥琬院士简介：

杜祥琬院士是著名的应用物理学专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系统性创新性研究，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主持研究，使我国新型墙激光技术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等，2000年获和梁何利科学进步奖。杜院士现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主持了“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等能源发展战略重大咨询研究项目。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 个机会和青年朋友们谈心。大家刚刚迈出了人生的脚步，今后的几十年自己会走得怎么样，国家会有怎样的发展，世界会有怎样的未来，这些都是同学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思考当中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为此我说两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恪守底线；第二，追求卓越。　

我想，人生的选择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人可以选择投机取巧，也可以选择脚踏实地做事、做学问。可以选择只为自己，也可以选择以民族振兴、人类进步为已任。求学阶段的选择至关重要，会影响你的终生。　

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上大学？为什么上研究生，难道我们只是为了谋取一个职业吗，我想更是应该为了获取真理，包括科学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谛，为了丰满自己的人文素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在国内外都有这样的认识，比如在哈佛大学的校门上刻有这样两句话，“近校门为了增长智慧，离开学校为了更好地回报祖国和社会”。耶鲁校友留下一句话，“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这样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些都是他们在青年时代留下来的声音。我在青年的时候有一件小故事使我终身难忘。我在莫斯科动力工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1964年毕业前夕，有一天吃午饭和一位苏联同班同学聊天，他说，杜，你在这里学原子和物理回中国有啥事可干呢？有非常明显的疑问，中国那么落后，用物理有用吗？很巧的是，几天以后苏联的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个消息，说中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的试验。第二天上午我正要进教室答毕业论文，就是那位苏联同学在走廊里看见我，兴冲冲地跑过来，他说，祝贺你，你回国有事干了。我当时是二十几岁年轻的学生，这件事使我的内心强烈地被震撼了，原来祖国的一个进步会在海外有如此强烈的反响。所以几十年以来我的道路一直是被选择，从中国氢弹，到863强激光，这样使我和国家共同奋斗。这其中艰苦、曲折、焦虑都不在话下。你们主要享受的是什么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大家享受的是成就感，曾经写过与战友共勉，草原、山沟、隔壁，在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中国富强的史册，写入浓重的一笔。　

我现在的团队里都是年轻人负责了，由于今天向青年朋友汇报，我忽然发现头发白了，我又写了这么一段话，“人生脚步坚实走，众友齐心向奋斗，艰难磨砺开新路，并非闲白少年头。”少年头，后生可赞。做人既要学习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失败的教训，不踩红线，不做违背科学道德的不端行为，这点是有些人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一位有名的教授和学生的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以后，被证实有成段的造假，结果被开除了，因为我们国家有成就的生命科学界的学者，因为造假行为被揭露，名声扫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科协所做的科技工作者科技调查表明，超过六层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科研道德水平下降，有超过六成的研究生认为，经验科技工作者是违背科学道德和诚信的最严重的群体，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蔓延显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不要因为浮躁、急功近利，追名逐利而造假。现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客观上对人才和创新成果有很强的需求，但同时我们处在社会转型的阶段，信仰缺失、诚信缺失，体制性的弊端，这样一些大环境的问题，在教育界、科技界也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我们还必须共同努力下大力气构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以教育为根基，以自律为核心，包括制度、监督、法治、文化这样一个诚信的创新，诚信的体系。我们搞科学研究不仅需要物质，需要社会、需要经费，科技的繁荣更需要灵魂的支撑，这个灵魂就是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良好的学风。　

在这当中教育的作用显然是重要的，但是教育不只是一门课，一本教材，更是要从根本上探讨中国的教育事业，学校要回归育人治学的本色，回归宁静和踏实，学校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平台，更应该是提升思想境界，培养人文精神的摇篮，是崇高真理的盛宴，当然需要为此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巨大而深刻的。　

下面具体说一说科学的价值和使命，就是八个字，追求真理、造福人类，造福人民，这也正是科学精神的真谛。从这样一个科学精神就派生出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又派生出了科学的实证精神，从这两个精神又派生出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从追求真理、造福人类这样一个最的科学精神出发，它导致的实证精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要经得住实践经验，导致不能造假，造假就经不起实践的经验。于是导致了理性的精神，要有利于社会，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实际上不踩这样的红线，只不过不要当小偷，剽窃就是科学小偷，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不用多讲的。但是我想提醒同学们的一点，我们往往不是想踩红线，而是因为不小心，或者有点急功近利，我想大家都会写论文，这里面有三件事情想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个是引用它文，写一篇论文要先调研，要引用别人在这个方向的已经获得成果的，凡是别人做的事情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写引用哪篇文章，有人不作这样明确的引注就给人模模糊糊的感觉，会认为有剽窃的嫌疑。二是论文的署名，有人论文出了问题，问起署名的作者，他说我不知道，写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要署名，那就有问题了。三是尊重数据，不管是理论计算的数据还是试验结果的数据，不能因为想取出一条条漂亮的曲线就修改数据，这不仅仅是严谨不严谨的问题，而是学风问题，如果弄不好就会掉到深渊里去，就会成为诚信问题、道德问题，只有一步之遥，这点是要十分小心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科研所走廊里有这样两条标语，一边说三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另外一个是四严，五个基本要求，一是诚实正直，客观支持，避免主观和偏见，要懂得感恩，懂得尊重和合作，还要担当责任。有四个坚持，坚持独立原则，坚持对人类负责，坚持客观性，对科学真理负责，还要对社会主义负责，对生态环境负责。很多学校，包括国内国外的都很注意一开始就给学生里这样一些正确的观念。比如有些学校的一年级就有观念、文化、价值的课。有人问到我几十年的人生动力是什么，我切实体会到有两个文字作为人生的动力来驱动自己的工作，一个是需求，国家的需求，人民的需求，还有一个是科学的兴趣，干一件事情进去了就老有兴趣，就有很大的动力。　

第二，追求卓越，做人应该做这样的人。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有国古代的辉煌，又有过屈辱和灾难的近代史，历代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两弹一星”是科技强国的史诗，几代科技工作者在创建历史伟业的同时也铸造了堪称民族脊梁的价值观，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的机遇、国家的需要，使得我本人在高中的时候想学天文学，高中毕业报的天文学系，后来送我学了物理，从最大转向了最小，而这个最小的原子核我加入了中国两弹伟大事业，也有幸结识了一大批人，他们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我想跟大家说几个我的老前辈，第一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的事业。邓稼先，他是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博士，国家让他去做原子弹，他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个任务，回到家里想这件事，他的夫人就问他好象有什么心事，邓稼先说我要从事一项重要的任务，妻子问他什么任务，他说要去远处出差，问他去哪里，他说不能说，问能写信吗？邓稼先说不能。邓稼先最后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很重要，就为它死了也值得。邓稼先小时候跟杨振宁是同学，1972年杨振宁回国，他们这些同学们，邓稼先回国的时候没有声息，杨振宁猜测一定去做原子弹了，杨振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是不是得到过美国科学家的帮助？邓稼先如实地回答了杨振宁，杨振宁感动得热泪盈眶，毕竟是中国人。我参加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情不自禁写出了一段话，很好。彭桓武先生，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的完全自主地突破了自然原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获奖人就是彭桓武，他说我不该领这个奖，这个是大伙儿做的事，他们为此作了一幅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创新创新创创新。居里夫人大家都知道，发现了纺织纤维，她完全可以报专利，办公司，挣钱，但是她不这样想。大家都知道朱光亚，他的很多故事我就不讲了，就讲件小事。80年代他提出来科学家要参加这件事情，我和我的研究生，并根据他思想写了一篇文章，最后写好送给他，他做了非常认真的修改之后，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作者那画了一个圈，往后一勾，成为了最后一名作者，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再讲一个怎样面对生和死，讲一个郭永怀的故事，郭永怀和钱学森是齐名的医学家，但是因为他回来就去做原子弹力学问题，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而且他去世很早。他在生命最后时间是怎么去世的呢？1968年12月他从基地搭乘军用飞机在北京军用机场降落的时候飞机失事，当人们从机身参劾中寻找郭永怀的时候，飞行员都烧死了，大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尸体被分开以后，公文包里面的绝密资料完好无损。　

再讲一个什么叫严谨的科学态度，王淦昌，他是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同时有另外一个当时发现一个轨迹，好像是一种新的离子，苏联学者很急于把这个叫做新的离子，起名叫做新离子，现在不能取名，我们没有认清是什么离子，后来经过大家分析，确认了，然后王淦昌说，谢天谢地我没吹牛。这就是他的严谨做法。　

再说一位我国航空自动控制的奠基人林士谔，1939年在美国MIT答辩了博士论文以后，正是当中国抗战的时候他决定立刻回国，看看航空救国的理想来实现，他的博士论文名字叫“飞机自动控制的数学研究”，他回国了，他的导师是美国人，导师用他的方法整理成了论文，以林士谔的名义发表在MIT的杂志上，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这种方法叫做林士方法，大家可以想像，一位外国的教授指导中国的留学生完成了博士论文，将论文中的创新成果帮学生写的学术论文，以学生名义将成果公布于世，并且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方法，这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境界，是学术道德典范。　

我经常给同学们讲这样一些故事，讲完我也反问自己，现在21世纪了，这些老故事还有用吗。我自己找了这样的回答，我想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必定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有一次我讲完故事以后，研究生问我，杜老师你讲这些很崇高、很好，我们是普通学生，我们离崇高太远了。我说我们换一种说法，品行端正，这四个字离你们不远吧，他说不远。我们就从品行端正开始做起。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财政造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德。正像康德所说的，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就是内心崇高的道德，头顶上灿烂的天空。这也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呼唤，也使我们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有一次在试验厂做了一次成功的试验，我当时很激动，写了一句话写在笔记本上，是我的心声。有幸为祖国的富强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会。　

我自己写过一篇散文，叫《享受辽阔》，我们做完试验以后在戈壁滩，我们感受到了辽阔，什么比它更辽阔的呢？海洋、草原、天空、宇宙？后来我想是人的胸怀最辽阔。一个宽阔的胸怀会帮你处理好很多事情。　

最后，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需要一批学风扎实、学问颇深、至强坚定、操守高尚的学者，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味着中华民族将不仅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富强，而且要在文化上也要为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各国公民素质的竞争，首先是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素质的竞争，是学生素质的竞争，希望中国的大学生保持“宁静的心态，坚实的脚步”，希望大学生们在竞争中能够胜出。我想一个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是要由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完成，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必然有后人不断努力。　

新的时代呼唤新一代干得更好，我也相信青年朋友们会更好，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